
“青铜”变“吉金”
这件出土于云南的贮贝器,原本由上下两鼓重叠而成。虽上鼓已残,但下鼓鼓口铸满的人物、牛马,依然向我们讲述着一个生动的故事。口沿所铸的雕像大致分为七组,为首者皆盛装佩剑,后随者或牵牛引马,或负物前行。这是一幅臣服诸族向滇王纳贡的真实画卷。
研究者从中清晰分辨出“椎髻”的滇人和“编发”的昆明人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背物牵牛的那组人物深目高鼻、穿长裤。据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记载,滇西地区确有“身毒之民”和“傈越人”侨居。三千年前的云南,已然是一个多族群交汇的熔炉。
想象一下,当这件贮贝器刚刚铸成时,金黄色的器身上,每一个人物、每一头牛马都熠熠生辉。滇王端坐高处,看着远方来使捧上贡品。那是权力的荣光,也是文明的交汇。
“青铜”变“吉金”
这件战国铜鼎并不算大,但通体饰满的流云纹,却让它拥有了吞吐天地的气魄。
战国铜鼎多有盖,盖上多有三钮,此器盖身相合呈球体。鼎耳为附耳,从口沿下伸出再折向上;鼎足为兽蹄足,连于下腹部侧面。这些形制特征,都是战国时期的典型“语言”。
而真正让它与众不同的,是那满身的流云纹。由卷云纹发展而来的流云纹,保留了涡卷特征,却将原本团缩的“身躯”舒展开来,如水流动,如风过隙,极富动感。金银相间,再加上自然的锈色,可谓色彩斑斓。
当它还是“吉金”之时,金黄的器身上,银色的流云纹与金色的底子交相辉映,在烛光下流转生辉。战国贵族宴饮时,这样一件器物摆在席间,既是身份的象征,更是审美的表达。
“青铜”变“吉金”
长31.8厘米,宽35.7厘米,1965年出土于山东益都(今青州市)苏埠屯,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“钺,大斧也,一名天戉。”商周时期,青铜钺是权威和武力的象征,只有高级贵族才能随葬。用于军事时,它是统率权的标志;用于礼仪时,它是威仪的载体。
而这件钺的特殊之处,在于它镂空的人面纹——双眼圆睁,口部大张,似乎在怒吼,又像是在宣示某种不可违抗的力量。那是一个神权与王权交织的时代,器物上的每一张面孔,都可能承载着沟通天地的使命。
还原为吉金之后,这张“人脸”将不再是锈色中模糊的轮廓,而是金光闪耀的权力宣言。它告诉每一个看到它的人:谁握着这把钺,谁就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。
“青铜”变“吉金”
此器造型独特,盖为鸷鸟形,冠顶呈波折状,双目圆睁,尖喙。下喙固定,上喙可开合,喙下左右各饰小蛇一条。鸟呈蹲踞状,双爪各抓握一条蛇,蛇身曲折回环,作奋力挣扎状。
壶身长颈微束,向鸟尾部一侧倾斜,溜肩鼓腹,平底,扁平桥形鋬。器身饰四周细密的蟠虺纹。
这种造型,来源于北方草原地区使用的皮囊壶。匏壶主要流行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的三晋地区,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流的产物。一个壶身上,既有中原的精细纹饰,又有草原的器形基因——它本身就是“融合”二字的物证。
如果将它“一键还原”成原本的金色,那只鸷鸟将更加神骏,爪下的蛇也更加触目惊心。两千多年前,它盛满美酒,在草原与中原的边界上被传递、被欣赏、被珍视。
高36厘米,口径13.5厘米,足径20厘米。直口,长颈微束,下腹倾垂,圈足较矮。颈两侧有一对衔环兽首耳,兽首上有螺旋形双角。口沿下饰波曲纹,下接窃曲纹,腹部以重环纹、瓦纹相间分布。
器口内壁铸有铭文2行6字,“秦公”二字,昭示着它不凡的身份。
现已知带有“秦公”铭文的青铜礼器大多出土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。1992-1993年,该墓地遭到大规模盗掘,无数国宝流落海内外。此壶与英国佳士得拍卖的秦公圆壶,无论器形、纹饰还是铭文均近同——它或许也是那场浩劫中的“幸存者”之一。
还原为吉金,这件秦公壶重现它刚离开工匠之手时的模样,金黄的器身,精细的纹饰,铭文字字清晰,是秦人崛起的真实写照。
“青铜”变“吉金”
“射”青铜壶有两件,其规格、造型、纹饰、铭文基本相同。由壶盖和壶身两部分组成,以子母口扣合。壶盖顶有长方形捉手,壶口为圆角长方形,侈口,口沿内折,长颈,腹部倾垂,圈足外撇,下有高阶。
颈部两侧有一对兽首半环耳衔环,环作绚索状。盖顶部饰窃曲纹,捉手下部饰重环纹。颈上部饰八组三角纹,下部饰一周重环纹。腹部由中心作菱形凸起的粗带纹构成田字格,每格内饰双首卷体龙纹。
盖子口外壁与颈部内壁铸有对铭。铭文涉及西周家臣制度、贵族家族内部经济事务,反映了商品经济在西周晚期的深入发展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“青铜”变“吉金”
四耳方座青铜簋,高24.2厘米、口径21厘米、底径18.5厘米。侈口,四兽首耳,耳下垂方珥,鼓腹较深,圈足下连铸方座。这种造型在西周青铜器中独树一帜。
器腹与圈足饰蜗体兽纹,簋身和方座上饰两两相对的夔纹,夔体卷曲如蜗牛——这是西周初期独有的纹样。
但真正让天亡簋成为“国宝中的国宝”的,是器内底所铸的8行78字铭文。
铭文记载,武王在执行一个代号为“大礼”的重大行动——联络西、南、北三方诸侯,在嵩山的天室(太室)举行庄严的祭天仪式。通过这一仪式,武王宣示天命,宣告周王朝统治的合法性。
尤为值得注意的是,武王并非简单地消灭商朝,而是以一种近乎尊重的方式“接管”政权——他祭祀商王的先祖。这一石三鸟的政治智慧:安抚商朝旧势力,稳定局势,巩固周王朝统治。
78个字,背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大戏。当这件簋还是吉金时,金色的器底上,这78个字刚刚刻就,字口清晰,每一个笔画都承载着一个新生王朝的野心与智慧。
“青铜”变“吉金”
俎面为束腰长方形,中央有一“十”字形镂孔,四角各有一L形镂孔,四足较高。
俎面有鸟篆铭文8字:“王子臣作肆彝,用冬。”铭文书体风格属春秋晚期中段至晚段。
东周时期发现的铜俎数量极少,“王子某”铭多见于楚器。研究者认为,“臣”与“申”或为通假字,器主可能为楚平王之子、楚昭王兄王子申。
俎是切割和摆放祭肉的礼器。当这件俎还是吉金时,它金光闪耀地摆在楚国宗庙中,上面摆放着牺牲,烟火缭绕间,王子申率领族人向先祖祈祷。
“青铜”变“吉金”
铜尊最早见于商代,有圆尊、方尊和异型鸟兽尊等。鸮尊在妇好墓中同出2件,一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,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。
整器为一站立鸮形(鸮即猫头鹰)。器盖置于鸮首后部,鸮昂首,歧冠高耸,“臣”字状目,小耳,钩喙,胸略凸前,双翅并拢,两爪粗壮,四趾抓地,宽尾下垂。
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,装饰极其繁复:器盖饰饕餮纹,前端有一立鸟;冠面内外侧、颈部两侧饰夔龙纹;喙与前胸各饰一蝉纹;两翼前端各盘曲一条长蛇;尾部饰有一鸮,作飞翔状。
器身口内壁铸铭文“妇好”——这正是商王武丁的妻子、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军。
当这件鸮尊刚刚铸成时,金色的鸮身、繁复的纹饰、每一处细节都闪着新铸的光芒。它站在妇好墓中,陪伴着那位驰骋沙场的传奇女性,穿越三千年的黑暗,最终重见天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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